本期主创
策划：邓玲玲
脚本：徐 健
编绘：朱 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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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后语 没有真相的“红丸案”
泰昌元年（1620 年）八月，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仅一月，便因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“红丸”猝然驾崩。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“红丸案”，与 “梃击案”“移宫案” 并列为明末三大案。相较于前两案，红丸案直接牵涉皇帝暴亡，其政治震动与历史争议远超前者，但却布满了疑云。
一 何谓“红丸”
明代中医药的方剂学、中医基础理论、经典注释和临床各科等均有较快发展，除各类民间医学专著外，更有官修的《普济方》《永乐大典》中的医药集等大型医药汇编，医理和临床研究都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，但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居然用药后暴毙了……
李可灼所献、明光宗所服的“红丸”是何物？《明史》言红丸药是 “仙方”, 肯定是道教徒的所谓仙药，其成分究竟是什么？《明实录》中并没有留存审讯李可灼的档案，后世的我们只能做一些推测。
药的颜色呈红色，应该有朱砂的成分。朱砂又称辰砂，主要化学成分为硫化汞（HgS），其中汞（Hg）的含量较高，通常在 86.2% 左右，硫（S）的含量约为 13.8%。古代医家对于朱砂的认识经历了从《神农本草经》的上上之品，到唐《药性论》的有大毒，再到明时《本草经疏》认为可以有限地使用的过程。
《本草经疏》上说，朱砂若经伏火及一切烹炼，则毒等砒硇，服之必毙。这是说朱砂用火烧炼之后会增加毒性。常见的朱砂安神丸、磁朱丸、活络补心丸等都含有它。所以，这也是明朝医家主张可用，但需限用的原因。
明光宗的太爷爷——嘉靖皇帝特别热衷炼制丹药。所以，对于红丸，光宗并不陌生，这或许就是他敢吃的原因，因为历代不少皇帝就爱吃这玩意。这也解释了李可灼为什么敢献药，因为偶尔吃颗不会死人，只要不频繁吃。
二 谁是凶手
明光宗朱常洛八月初一登基，很快郑贵妃就送了八名美人。几天后，朱常洛就病了。
当时朱常洛年近40，白天连续加班，晚上还要频繁宠幸。可以推测，他应该是服用了大补之药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中说，崔文昇发现明光宗的脉象“雄壮浮大，此三焦火动，面唇紫赤，满面升火，食粥烦躁”，证实了这点。
所以，崔文昇认为光宗是邪热内蕴，于是用了大剂量的猛药泻火。结果，光宗一昼夜三四十起，雪上加霜，令病情更严重了。
从纵欲过度的病因角度来说，肾精耗竭，阴竭阳越是要培元固本的。所谓“至虚有盛候”，身体过虚反而表现出某些“实”的假象。如果崔文昇没有谋害之心，那可谓是学艺不精，只能看到光宗虚火上升的表象，所以用“以泻代清”的方案，而且用药过度。
时为兵科右给事中的杨涟得知情况，上疏奏请说，贼臣崔文昇不知医，妄为尝试，如其知医，则医家有余者泄之，不足者补之……可以说，杨涟看到了问题的根本。
上疏三天后，光宗招群臣上朝，任命杨涟等为顾命大臣，托孤，交代后事。随后，便出现李可灼向光宗献“红丸”之事。自认为病入膏肓的光宗，不顾首辅方从哲等人的阻止，强行服下“红丸”。李可灼曾告知光宗，药劲儿大，三天后才能服第二颗。但朱常洛自我感觉良好，把李可灼的告诫抛到脑后，强行要求再服用一颗，结果要了老命。
从中医用药角度来看，服用了第一颗药丸之后出现了精神好转，或许是利用红丸的升达温热之性激发身体最后一点元气，出现病情好转的假象，再服一丸，最终使人精气完全衰败，不治而亡。
概而言之，光宗先是自己服用了大量春药，导致虚火上升；再服用了崔文昇的过量泻药，把身体搞垮了；然后连续服用两颗含有汞毒的“红丸”，一命呜呼。
分析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找到了凶手：崔文昇用药不当，李可灼所献红丸完全没有对症下药，都是导致光宗驾崩的因素；说到底，朱常洛最终还是吃了病急乱投医的亏，如果按照固精建中、充血生精的方向调养，慢是慢一点，总归是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三 党争之恶
案件审查的焦点首先集中于崔文昇与李可灼。杨涟率先发难，弹劾崔文昇“用药无状”，直指其 “藉口以掩其用药之奸”，并怀疑郑贵妃通过崔文昇谋害光宗。御史左光斗、给事中魏大中等人亦附和此说，魏大中更称“文昇之恶不下张差”，认为其罪责远超李可灼。
不过，判案不能光靠猜测，至少要有崔文昇口供，以及崔文昇和郑贵妃串联的证据。《明实录》中没有相关记录，说明当时刑部审案时，应该是没有拿到任何证据。
李可灼以非太医身份进药，其药直接导致光宗暴亡，罪责亦无可推卸。不过，当时内阁成员拦住了李可灼献药，后来光宗知道了，自己要吃。谁把李可灼献红丸这个消息透露给光宗的？综合史料来看，应该是掌印太监王安，王安与东林党人较好，也是光宗的亲信，不可能有害光宗之心。
大学士方从哲的卷入，使红丸案彻底沦为派系倾轧的战场。东林党代表人物之一的孙慎行弹劾方从哲“纵无弑之心，却有弑之事”，称其作为首辅，竟允许李可灼进药，且拟旨“责以银币”，实为纵容。工部右侍郎王纪、东林名士高攀龙等更将方从哲比作“贼臣”，要求“引剑自裁”以谢天下。
据同为内阁成员的韩爌回忆，光宗召见时，曾主动命传李可灼进药，群臣“未敢明言宜否”，而服药后光宗一度 “暖润舒畅”。方从哲作为顾命大臣，在皇帝催迫下未能强力阻止，确有失察之责，但罪不至于“弑逆”。东林党人之所以死攻方从哲，实因他与浙党、齐党等派系素有渊源，红丸案恰为东林党打击政敌的契机。
尽管东林达到了“众正盈朝”的目的，但不甘失败的齐、楚、浙党后来联手魏忠贤进行反扑，反而让党争扩大化，朝局也更为不堪。红丸一案看似宫廷秘辛，实则是晚明政治衰败的缩影。